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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汉年的背景太过复杂，是夹在共产国际（王明）、苏联、东北军、中共、国民党、汪伪政权、日寇中间的人，可算七重间谍。潘汉年被逮捕判刑的的三大罪状：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；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；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。潘汉年案事关党的核心机密，一切决定都是由教员和中央作出的，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对下面办事人员明确指出：我们只是对上面的决定履行一个手续而已。1963年1月9日，最高法“认定”潘汉年罪名之一，“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”，这项内容明确界定的时间就是“1936年”，其实也就是用只有潘汉年才心知肚明的语言，告诉他判刑的理由。1936年潘汉年在干嘛？他在王明（共产国际），斯大林（苏联），张学良之间牵线搭桥在，还在和国民党沟通，没有及时回到延安。这些事情相当部分当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，特别是安排张学良的代表莫德惠秘密去莫斯科。也就是在西安事变这件事上，潘没有对中央知无不言，而是有所保留，这当然是奉了共产国际（王明)的命，这事在后期看来，就是一种原罪了。他是否真的有叛变行为呢，李克农向组织提交的反驳内奸嫌疑论据是很清晰的：1、中共中央有利用汉奸、叛徒、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，潘汉年奉命行事；2、利用李士群、胡均鹤等争议人物时，潘汉年均有正式的报告；3、潘汉年提供的许多情报对中共中央是决策性的，对中共有功；4、潘汉年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在任务中一直没有被泄漏；5、潘汉年的情报网络在当时仍然极其重要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应知情。只能说潘是上面知道并允许的多重间谍，没有叛变的证据和造成的影响。教员给潘的结论是“此人从此不可信用”，也就是潘对教员在关键问题上有所隐瞒，比如与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牵线联系。党、政、军、情，教员最大的短板就在情报系统，这是由周公亲自缔造和直接指挥的，终其一生，教员也未能完全掌控，进城后拿潘开刀，一是要惩戒不肯归顺臣服自己的情报要人，二是警示他们赶紧站队过来。三是潘知道太多党的核心机密，关起来最保险。其间周公居然没为这位老部下说话，很是奇怪，也许李克农就代表了周公。但对情报系统人员的处理，比如关露、黄慕兰、鲍君甫、袁殊等，中央是有政策的。潘汉年曾对袁殊说：搞情报工作的没有好下场。至于说潘之所以被逮捕，是因为他没有请示中央就去见了汪精卫，而事后也不报告，这纯粹就是掩盖其主要罪名的烟幕。潘死后5年，在陈云的坚持下，1982年潘才得到平反，追评为“优秀忠诚的共产党员”，被统战部评价为“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忠诚战士”。除了周公，陈云应该是对潘了解最多的人，都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，都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，并且二人长征中在遵义离队去了莫斯科汇报红军情况，陈云出面为潘汉年平反最有说服力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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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5-4-3 23:32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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